沿银锭桥向北顺桥而下，进入小石碑胡同上行几步，右转便进入烟袋斜街，沿着斜街再向前行几分钟就能走到地安门外大街。烟袋斜街虽然只有短短的二百三十米，但从明代中期形成街巷，至今已跨越五百多年的历史。五百年的时光变迁，使短短的斜街容纳了太多的历史元素，太多的人文色彩和光怪陆离、日渐火爆的商业氛围。元代的打渔厅、明代的广福观、清代的庆云楼和鑫园浴池等旧建筑见证了斜街的过去。

北京的斜街本就不多，屈指算来只有宣武门外枣林斜街、崇文门外东花市斜街、西直门外高梁桥斜街、安定门外外馆斜街等。我发现，尽管上述斜街都是小胡同规模，但只要是斜的街道都不称作胡同，而被冠名为“街”，烟袋斜街也是如此。现在，随着北京城市发展大多数斜街已面目全非，改造成宽阔的、名副其实的大街，只有烟袋斜街最大限度保留了原貌。

据《日下旧闻录》记载，此街原名“鼓楼斜街”，后改名为“烟袋斜街”。有人说因斜街多经营烟袋，清朝中后期旗人嗜好旱烟和水烟，斜街上曾烟具店林立，当时有家著名的双盛泰烟袋铺，门前竖着一根碗口粗的木雕大烟袋，十分醒目，渐渐烟袋斜街就被叫开了。还有人说称作烟袋斜街是因为整条胡同的形状似烟袋，站在高处俯视斜街，的确斜街形状宛如一管巨大的烟枪，难怪有人诗曰：后海波寒柳雾凉，一根烟袋点残阳。

斜街的记忆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烟袋斜街与老城区很多胡同相似，人口高度密集。胡同两侧院落由许多家庭分割，形成常见的“大杂院”，就连明代遗存下来的广福观内也住进了几十户人家。现在广福观已经修缮一新，老住户们都搬迁出去。前不久，来此参观时看到一对老夫妇回来怀旧，他们指着大殿前的一角说：原来就住在这里。说明当时的广福观除了现有建筑外，还有很多临时搭建的房屋。

那时候，斜街两侧的房屋破旧，路面也坑洼不平，可谓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斜街上大多是世代居住在这里的老住户。每天清晨，早起的人们操着京味儿十足的老北京话相互间打着招呼，悠闲地走到什刹海岸边遛早。到了晚上，吃过晚饭的人们出来消食、乘凉，昏暗的街灯伴随着老邻居们厚重而蹒跚的身影。

在儿时的记忆中，烟袋斜街没有灯红酒绿，没有摩肩接踵的人流，更没有鳞次栉比的商铺和嘈杂的叫卖声。“老北京”是这里最主要的人文元素，即便是有路人走过，也是借道去什刹海休闲或游玩。那时父母常带我们穿过斜街，走过银锭桥去什刹海南岸串亲戚。曾记得斜街上有家百年历史的鑫园浴池，坐落在斜街东口北侧。相传鑫园浴池是光绪年间开张营业，业主是李莲英的嗣子李福庆（待考证）。当年的鑫园浴池可谓浓缩了老北京人的情怀，他们每周来泡泡澡，还可以搓背、拔罐子、修脚。常光顾浴池的老少爷们儿们觉得，不论你是多大的官儿、多富裕的主儿，也不论你是乞丐或者是捡破烂的，脱光了跳进池子，大家伙都能平等聊天。

现在鑫园浴池经历了百多年的沉浮终于消失了，浴池旧址变成了单纯经营住宿的鑫园客栈。百年浴池改行了，这条街也变了模样。

集水而成“海”

有人说烟袋斜街是北京最早的胡同之一，认为其在元大都建成之初就形成街巷，实际上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城市的斜街，其成因大多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也就是说北京现有斜街都非人为规划，而是囿于不可克服和改变的外在条件才得以形成。至于烟袋斜街，应属于典型的“沿水系生长型”街道，也就是说烟袋斜街形成同什刹海水域的变迁有着必然因果关系。因此，早在元大都建成之初，烟袋斜街一带并没有人居住，也没有形成街道，而是被积水潭（海子）水面覆盖。

元朝大都城建成之前，什刹海一带属于古永定河支流高粱河的泛洪区，多水洼、多泥泽，每当盛夏，一丛丛一片片白莲脱俗绽放，因此被称为“白莲潭“。白莲潭位于金中都城北郊，人烟稀少，荒蛮丛生。元初，鉴于金中都因连年战火已残破不堪，而白莲潭一带水源充足、地势宽敞，不仅可以成为新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可以为将来的帝都涵养水源。于是，经过仔细堪舆和计算，元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及其弟子找到白莲潭一连串的湖洼规律，又在弓形的水系东侧划定一条贯穿南北的切线，并把这条线与金代大宁宫中轴线连接起来，北京的中轴线诞生了。这条中轴线对于什刹海地区历史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早在七百多年前就人为规划出京城的城市格局，还框定出积水潭水系东部边界。

之后，郭守敬奉召修举水利，他上引京城西北白浮泉等诸多泉水经高粱河汇入白莲潭，下疏金中都至通州的通惠河等旧河道与“京杭大运河”相连，使白莲潭华丽转身为烟波浩渺的积水潭，成为京杭大运河总码头。积水潭形成，不仅提供大都城数十万人生活用水，也贯通了帝京与南方富足地区的水路交通，南方的物资可长驱直入输送到京城。当时，积水潭水面宽阔，千帆竞过，《元史郭守敬传》记载说：海子内“舳舻蔽天”，盛况空前。老百姓说：“北京城是从河上漂来的”，意思是京城各种建材是从京杭大运河运运送过来，而积水潭就是这条生命线的终点。

积水潭水源地白浮泉遗址

通惠河庆丰闸段

元代打渔厅遗址所在地

由于史料所限，很难还原当年积水潭潭水面积。但据推测，从元初到明初，积水潭水域面积范围大致为：东到元大都规划的中轴线，即现在的地安门大街西侧一线；西至元大都西城墙，即现在西二环路内；北面紧邻鼓楼西斜街，即现在的鼓楼西大街；南面是元朝设立的析津坊，即与现状水面南岸大致相仿。也就是说，当时积水潭水面，几乎覆盖烟袋斜街的大部分。现代学者郭超先生《元大都的规划与复原》中援引《元统一志》和《析津志》的记载，将烟袋斜街所在的区域标注为日中坊或请茶坊，但参照元代中期以前的地图可得出一个结论，即便这一带在元大都初期确属坊名，也很少有人居住，大部分区域都被积水潭水面覆盖。

上世纪七十年代，地安门百货商场改造扩建时，发掘出当年积水潭码头使用的条石，说明地安门百货商场所在位置是元大都京杭大运河漕运总码头旧址所在。现在烟袋斜街东口有元代“打渔厅”旧址，打渔厅是元代管理船政和渔政的衙门，毗邻京杭大运河总码头而建也有其合理性。另外，地安门商场南侧现存一座火德真君庙，据记载其始建于唐代，元代曾修复过，当时寺庙位于大运河万宁桥漕运水道与积水潭的连接处。上述三个建筑应同在一条南北经线上，打渔厅在北，漕运总码头居中，火德真君庙在南。它们西临积水潭，东倚元大都中轴线。它们不仅见证了从大运河而来的船只千帆竞过的华丽场面，还见证了积水潭潭水变迁。

由此可见，在元代初期，乃至元代中期甚至后期，烟袋斜街并不存在。现在大家都认同烟袋斜街是典型的“沿水系生长型街道“，形成过程具有缓慢、滞后的特性，因此，我认为烟袋斜街所在位置随着积水潭水萎缩而形成陆地，应该在元代末期或在明代初期。

水退而成街

元朝处于中国气候史第四温暖期，气候变化大，相对温暖，降雨量丰沛。到元朝中后期，中国北方进入气候寒冷期，降雨量减少。另外，元大都城内及水源上游的集镇、村庄人口增长，土地大量开垦，对水源需求越来越大，导致下游河水水量减少、河道淤塞。明代朱棣迁都北京后，又将原有的北城墙南移，致使高粱河和坝河被置于城墙外，无法为积水潭提供水源。更为重要的是，白浮泉作为积水潭的主水源地，正好位于明朝皇室新勘定的皇陵正南方，被认为“有伤风水地脉”而彻底弃用，致使引西山水济积水潭的来水彻底断流。通常，湖水萎缩的主导因素是入水量小于出水量或蒸发量，而元末明初的积水潭正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局面。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积水潭入水量大幅减少，而蒸发量随着气候干燥日益加大，因此到了明代积水潭水面出现大幅度萎缩。随着积水潭潭水逐渐萎缩，湖岸边浅水区或地势较高的地方或干枯转变为陆地，或变为湿地。当年，在积水潭东北侧，即现在鼓楼西大街南侧和烟袋斜街一带曾出现大面积稻田。《燕都游览志》记载说：在“三圣庵（位于后海鸦儿胡同）后筑观稻亭，南人于此艺水田，夏日桔槔声不减江南。”现在的鸦儿胡同位于烟袋斜街西侧，与烟袋斜街相通，这或许说明烟袋斜街的一部分也曾为稻田。

既然能种稻田自然也可以盖房子，随着积水潭周边陆地面积不断增加，特别是东北部分新增土地的出现，烟袋斜街及其周边开始有人择地建房。明代万历年户部主事沈榜所著《宛署杂记廊头》中提到，在永乐年间官府曾经在鼓楼西侧修建房屋供人居住。沈榜的记录，不能说明当时烟袋斜街已形成，只能说明明代迁都北京时，为营造都城氛围在鼓楼西侧建了一些房屋。相反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明代以前鼓楼西侧乃至积水潭东北沿岸很少有房屋，也很少有人居住。另外，仔细观察会发现，烟袋斜街从东口一直到斜街西口，大多数北侧的房基均高于南侧，现状的斜街路面又高于什刹海的水岸，前海东沿路向北到烟袋斜街地形也逐级升高。这种现象证明烟袋斜街与积水潭潭水互为进退的过程。

烟袋斜街初步成型应该是在明代中期以后，现存明代彭姓太监所建广福观应该是斜街上最早的建筑。据载广福观建于明代天顺年间，明代管理道教的衙门道録司就曾设在广福观内。天顺为第六代皇帝朱祁镇复辟第二次登上皇位的年号。广福观建成，说明在天顺年间烟袋斜街已经形成陆地，但还没有形成街巷。明中叶内阁首辅李东阳有一首《咏广福观》诗：“飞楼凌倒景，下照清澈底，时有步虚声，隋风渡湖水”。李东阳住在广福观对岸，他能看到广福观在水面上的倒影，说明那个时候烟袋斜街还没有成街，因此他才能看到广福观的倒影。

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湖水进一步的萎缩，一些王公亲贵和文人雅士开始在广福观附近建房居住。为了便于通行，烟袋斜街慢慢地形成了。烟袋斜街形成街巷，不能忽视广福观的作用，如果不是广福观的先行存在，如果不是广福观奠定了斜街的形制，或许现在看到的斜街会变成其他模样。因此，现在斜街上的老人们常说“先有广福观，后有烟袋斜街”。

斜街的商业

历史上，烟袋斜街是京城著名的商业街之一。尽管我国古代有“重农抑商”的文化，但历朝历代却无法摆脱商品流通给人们带来的物质需求。因此，除特定的时间烟袋斜街及其所在的鼓楼地区历史上一直都是北京城比较重要的商业街区之一。

自“周公辅成王，定礼治国”始，历代帝王营建都城都遵循“前朝后市”的规制。《周礼》的内涵不仅仅容纳了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也包括了都城建设规划的内容。据《周礼考工记》的精髓，城市的规划及建设应遵循：九经九纬、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原则。

忽必烈定都北京，诏令刘秉忠筹建元大都。刘秉忠在《周礼》营国规制的基础上，做出创新性规划。其中的“前朝后市”可理解为，从永定门到三大殿是“朝”，钟鼓楼及其周边地区是“市”。当时的鼓楼叫做“齐政楼”，此楼居“都城之（正）中“，“富庶殷实莫胜于此”。鼓楼西侧有“望湖亭”一座，“率多歌台酒馆，皆贵官游赏之地”。楼边有条斜街市，交易旺盛，“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然而，要知道所提到的“斜街市“并非烟袋斜街，而是鼓楼西大街（现在，有人误把“斜街市“当作烟袋斜街，乃误读）。当时斜街市的商业氛围浓郁，特别是从西域来商人住在德胜门外马甸，然后在赶着骆驼到斜市街进行交易，久而久之城外马甸桥形成回民居住区。除此之外，积水潭作为京杭大运河漕运总码头，汇集了南来北往的大賈豪商，从南方运来的物品也集中在鼓楼一带进行交易。

可以说，“前朝后市”的营国规制为鼓楼周边奠定了商业基础，也对烟袋斜街形成后的商业氛围创造了条件。明朝中叶后，通惠河河道淤塞、断流，积水潭面积逐渐萎缩。再加上陆路运输逐渐取代了漕运水路运输，鼓楼一带的商业渐趋冷落。烟袋斜街形成后，随着环境的逐步改善，房屋不断增加，逐渐聚拢了大批王公贵族、富贾豪绅、文人雅客，他们或是建房长期居住，或是来此宴饮游乐，因此对商业的需求也日益提升。

清朝定都北京后，完整继承了明朝遗留下来的城市格局，括烟袋斜街一带街区的格局没有改变。清政府规定城区内不得有商业和娱乐业，将原居住在城里做生意的汉人和回民都迁至外城，但满族人自己又不做生意，造成居住在内城的旗人生活上诸多不便。到了清朝中后期，随着什刹海周边成为王公贵族，达官显贵们的聚集之地，不仅出现商品交易场所，还出现了与之配套的娱乐场所。

烟袋斜街繁荣和鼎盛是清光绪朝以后，当时斜街上建有会贤楼、望湖阁、庆云楼等，同时烟铺、茶馆、浴室也纷纷涌现。其中同台盛和双盛泰两家最为著名的烟具店，其老板自称为皇宫中太后皇妃们通洗水烟袋。因此这两家烟具店气派非凡，不仅名声大，而且招牌醒目。但当时此地的商家，不论是饭庄、酒楼、还是烟铺、茶馆均服务于达官显贵，一般百姓很少出入其中。

烟袋斜街平民化是清帝退位之后，民国政府将首都定在南京，北京城商业发展受到影响，烟袋斜街逐渐褪去了贵族气，蜕变为平民交易市场。满清八旗子弟失去了俸禄，为生计不得不变卖祖辈留下来的古玩字画；宫里的太监也将从皇家偷盗来的文物送到这里交易，于是烟袋斜街上古玩店越来越多，并有“小琉璃厂”之称。当时斜街上比较著名的古玩店有宝文斋、敏文斋、绣古斋、抱璞山房等。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短短的烟袋斜街上共有各种各样的店铺八十多家，除了古玩店、酒楼、烟具店等较为高档店铺外，还有理发店、春饼店、铁丝铺等平民化的商户。

新中国成立之后，受公有制政策影响烟袋斜街商业渐趋冷落，尽管鼓楼一带乃至地安门大街仍是京城的主要商业街区，但斜街周围只有鑫园浴池和烤肉季两家老字号在经营，斜街上多数商铺改成民宅，烟袋斜街不复昔日的繁华和热闹。

斜街的现在

北京有句老话儿：东单、西单、古楼前，表明北京商业旺铺主要集中在上述三个地方，其中 “古楼前“涵盖了包括烟袋斜街所在的广泛的区域。时至今日，这句话也并不过时，尽管这里已经不再是北京城重要的商业中心，但毕竟天然形成的商业业态比那些人为营造出来的繁荣更加的持久和富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