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古称平城,隶属雁门郡,地处山西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三省交界,背靠蒙古高原,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大同是我国著名的煤炭产地,以煤都闻名天下。大同另一个世人皆知的名片是云冈石窟。到大同的游客,那里是不可或缺的打卡点。
我们去那天,天公作美,万里晴空,视野非常好。从下榻的宾馆乘车,大约20多分钟就到达云冈石窟了。一下车,抬头仰望,一排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千米的石窟映入眼帘,令人叹为观止。
据导游介绍,云冈石窟,原名灵岩寺、石佛寺,位于大同西郊武周山(一名武州山)南麓,武周川北岸。武周山最高处称云冈,故名云冈石窟。北魏创建初期,统治者崇尚佛教,还将佛教尊为“国教”,于是广建寺宇。到了和平元年(公元466年),北魏帝国第三位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听信谋臣崔浩之言,开展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在全国大杀和尚,毁灭佛寺。而当时北魏上至太子、公卿,下至庶民百姓,信佛的人不计其数,因此殃及者众。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太武灭法”事件。拓跋焘在晚年脾气暴躁,反复无常,诛戮颇多,却常常在杀完人之后追悔莫及。他对佛教的态度也是如此。灭佛之后不久,他就病了,他疑心是佛祖对他的报应,十分悔恨之前的举措,于是盛怒之下把出主意灭佛的崔浩诛杀。
正平二年二月初五日(公元452年3月11日),拓跋焘被中常侍宗爱弑杀,时年45岁。后来拓跋焘的孙子文成帝拓跋浚继位,开展“复佛法”,大举恢复佛教,广建佛寺,云冈石窟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凿的。
之所以选在武周山麓开凿石窟,这里还有一段故事:有个主管僧寺的沙门统昙曜大和尚,在文成帝复佛法第二年应召来到大同,遇上文成帝的御驾出行。昙曜俯首合掌立于道旁,不料皇帝的御马突然咬住他的袈裟不放。有人立刻把这件事报告了文成帝。文成帝认为这是天賜高僧,以龙驹认之,于是对昙曜以师礼相待。昙曜建议在“京城西武周塞凿山石壁”。文成帝恩准,并派他去主持工程事宜。公元460年,昙曜在武周山南麓役使万人开窟,
至公元465年,共凿成五个石窟,借以纪念北魏开国的五个皇帝。这就是云岗石窟中最著名的“昙曜五窟”。昙曜五窟的佛身,“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魏书·释老志》)。
昙曜之后的三四十年间,云岗石窟又得到了更大的拓展。据鄱道元在《水经注》里说,云岗石窟那时已是“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成为一方胜境了。
云岗石窟大规模的开凿,是从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终止的。此后,又开凿了洛阳的龙门石窟。因此可以说,龙门石窟是云岗石窟的续篇。
云冈窟区自东而西,依自然山势分为东、中、西3区。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造像59000余尊,附属洞窟209个,雕刻面积达18000余平方米。造像最高17米,最小为2厘米,佛龛约计1100多个,大小造像59000余尊。游人如若将这些石窟中的佛像一一过目,不假以时日是做不到的,只能选择其中的精彩部分欣赏。
走近石窟中央的第五窟,有置身万佛之中的感觉,“影中群像动,空里众灵飞”;而中间那座本尊坐佛给人印象最深。坐佛高17米,一只脚就长4.65米,中指长2.3米,是云岗石窟5万多佛像中最大的一个。细观他的神情,两目低垂,好似在明察人间善恶缘源。
出第五窟,西行至第二十窟“露天大佛”的脚下,就看到昙曜最早开凿的石窟了。这这尊大佛依山而凿,高达13.7米。大佛发髻高束,阔肩长耳,薄唇高鼻,体态格外丰腴,气概不凡,堪称是云岗石窟的代表作之一。
云岗石窟的雕刻艺术,在十六至二十窟的早期作品中,能明显地看出外来的犍陀罗艺术与中国艺术相结合的风格。第二十窟的露天大佛,鼻梁与前额平直,似有古希腊艺术的痕迹;而在总体处理上,通过浑圆的大体积,用阴刻平带的刀法,细细地刻出衣纹与装饰,则又是我国传统的汉代石刻手法。挺拔的线条,圆润的形体,创造了一种对比鲜明而又协调一致的节奏美。
云岗雕刻的另一艺术特点是,用圆雕来处理主佛,以浮雕和线刻来处理四壁及藻井的佛群或装饰。利用浮雕吸收光线稳定的特点,造成了中间色调,借以烘托主体,使主佛突出。中期的交脚弥勒,则用垂衣与斜线交叉,构成变化多端的姿态,而在佛光的处理上,则用浮雕或平面彩绘的焰火纹样把动感推向高潮,而又不失于平稳。这种动静交替、对比鲜明的艺术处理,使整个窟龛看上去繁而不冗,简而不约。这凸显了中外雕刻史上罕见的艺术功力。
新中国成立后,设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今云冈石窟研究院)。1961年云冈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云冈石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至此,大同云冈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等中国著名石窟并列为世界文化遗产。